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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西路768号,这是伟德国际1946登陆和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科研和办公楼——碧野楼的所在地。
“碧草原野”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是兰大百年校庆期间取的,它所表达的是人们的希望和期冀,和这个名字有直接联系的似乎是目前由于装修而罩住了整个楼体的绿色防护网,这栋楼本来的颜色是极具西北特色的浅黄色。
然而,正是这栋和周围新建的宾馆饭店相比有些破旧的小楼,见证了中国草业科学界仅有的两名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诞生,见证了中国首个牧草学“973”计划项目的启动……
2010年12月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教授就是从这栋楼里走出的两位院士之一。从1981年到这里开始工作起,除了外出,每天他总是会准时到这里上班。于是,在叮叮咚咚的“装修奏鸣曲”中,南志标院士讲述了他那赤子般的草业之恋。
“7月份那里都下着雪,真的是无日不冬”
在和南志标接触不多的人看来,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严谨到了近乎严肃和不苟言笑的地步。然而,人们却忽略了他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正是那种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艺术家”的教育灌输,让他和草原结缘。
有一次,他在参观解放军总后勤部举办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集体展览时,看到了甘肃山丹军马场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很多穿着绿军装、牵着骏马的战士们面向朝阳,手里还拿着《毛主席语录》!”这幅景象,让南志标对美丽的大自然和野外工作有了一种深深的向往。
1969年,仅上了两年初中就算毕业,又参加了两年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的南志标,正赶上了改变了千万青年命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势所趋,南志标当时就想去山丹军马场,起初父亲不同意,但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最终同意了他的想法。
“来到山丹军马场后,看到的景象完全不是我在那张照片中看到的那样,满眼都是黄色,冬天的草原是黄色,工人和家属住的土坯房是黄色,连工人的穿着也是黄色的军装,没有一点绿色,没有一点浪漫。”南志标笑着说,“当时心里就斗争得特别激烈,因为我们那一批算得上是试用,如果不愿意留下,还可以回北京。但年少气盛的我一想,来的时候父亲不同意,现在回去岂不是让父亲笑话吗,既然别人能待,我为什么就不能待呢?”年轻人的要强和叛逆让他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山丹军马二场的草原队,从此和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每年4月份带着帐篷出去,住在祁连山脚下,开着拖拉机改良退化的草原,10月份才回到家里。由于海拔高,7月份那里都下着雪,真的是无日不冬。有时,我们劳动完就住在藏民的帐篷里,睡觉铺的盖的都是羊皮,吃羊肉的时侯吃着吃着羊油就凝固在嘴边形成了白圈。”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当时的南志标并不觉得苦。而“看着亲手种出来的草长得一望无际、像小麦田一样”,南志标反倒觉得“工作还是很有趣的,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1972年,甘肃农业大学来山丹军马场做教育改革调查,马场的领导和校方达成协议,由他们推荐3人到甘肃农大进修,作为代培生不纳入国家招生之列。上学的指标分到山丹军马二场草原队后,南志标幸运地得到了推荐。就这样他成为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的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并在这里遇见了对他影响巨大的任继周院士。
“当时,任继周先生是草原系的系主任,名气没有现在这么大。”南志标说,“我一下就被任先生的风度吸引住了,他的课讲得生动有趣,使你强烈感到草原学背后的深厚文化底蕴,觉得这个专业挺有学问,而且即便在当时,任先生也非常注重仪表,不像我们穿得邋里邋遢,我就想搞草原的还有这么好的老师啊!”在任继周的影响下,南志标对草原专业的学习兴趣不断浓厚起来,还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
“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就回来了”
1974年底,南志标大学毕业了。由于是代培生,他只能回到原来的单位。临走前,他去向任先生道别。先生在勉励他充分利用山丹军马场优良的实践条件做好工作的同时,给他提了三条要求:第一要学习哲学,因为哲学是指导人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第二要学习英语,掌握了外语就好像走路比别人多了一条腿;第三要很好地利用时间,不要浪费光阴。
大学毕业回到山丹军马场后,南志标开始担任草原技术员,从事野生牧草驯化、选育、种子生产、草地改良等工作。工作之余,他按照任先生的要求看了一些哲学方面的书。在这期间,他还把他们在马场种草的经验进行了梳理总结,在有关杂志上发表了几篇科研论文,代表单位参加全国牧草学术会议并作了大会发言。
在任继周先生的关心鼓励下,1978年南志标成功考取了甘肃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为了加强这批天之骄子的基础,任继周把他们送到当时的兰大生物系上了一年基础课。读研期间,任先生请来国外的专家给他们作草业研究前沿的报告,并亲自用英语给他们上专业课。三年的刻苦学习,南志标觉得“自己在英语方面、理论方面、实验技能方面提高了很多”。
1981年,南志标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任继周先生刚刚创建的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工作,之后就再没有离开过任继周。1986年南志标拿到了新西兰政府的奖学金,赴新西兰梅西大学和新西兰国家科工部植病所攻读博士学位,成为新西兰国家科工部植病所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这期间,他的妻子也争取到奖学金在梅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于他们夫妇勤奋读书,都分别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学业。
1989年底,南志标和爱人分别拿到博士和硕士学位。“当时我爱人成绩都是A,她的导师说可以继续提供奖学金让她读博士学位,我也得到了一个博士后的岗位。我就写信征求任先生的意见,任先生回信说国家需要你们,你们还是回来吧。我们也没想那么多,既然任先生说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就回来了。”
收到任先生的回信,南志标和爱人就着手回国的事情,他们把家具、汽车都卖了,回国的费用还是他们自己掏的,唯一托运回来的是南志标搜集的200多公斤重的资料。
“回来之后啥都没有,还是出国前领的那个办公桌和那把椅子,只有四间空房是我的实验室。”生活上,南志标也很不容易。他爱人出国时,他们的女儿才四个月大,就把女儿放在了南志标父母那里照看,回来的时候女儿都不认识父母,“女儿第一次见我喊我叔叔,我当时心很不好受。”为了照顾女儿,南志标不得不把父母接到兰州,一家五口人挤在两间小房子里。短短的几个月,南志标的体重一下掉了10斤。
“当时,研究所也很困难,任先生把自己2000元咨询费给了我做科研启动费!”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和集体的支持,南志标白手起家,一步步建立起来自己的科研团队,根据国家需求和学科的发展需要,先后主攻牧草病理学与牧草种子学的研究、高山草原优良豆科牧草选育、禾草内生真菌及退化草地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研究,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并作为首席科学家启动了我国首个牧草学“973”计划,推动了草业学科的发展。
“责任在我心中很重要”
2009年,南志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前,作为我国现代草业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任继周先生1995年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任继周的学生,南志标当选院士使得师徒二人成为全国草业学科领域仅有的两位院士。
讲述中,南志标多次提到责任二字。“人首先要负责任,有了家庭,你就要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能为了事业而不管家庭;从事科研工作,你就要承担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责任,对自己从事的领域,你就要尽力做到最好;作为老师,你就要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无愧于教师的称号和学生、家长的信任与托付;作为院长,我也有责任把我们这个院带好,责任在我心中很重要。”
国外留学期间,在南志标的脑海里就有比较强烈的责任感。在当时特殊的时期,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找借口不回来,“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把这个国家建设好,国家送我们出去留学,大家都不回去了,国家谁来建设,这不是个大道理,当时我就这么想。”南志标说。
责任,体现在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上。伟德国际1946登陆在甘肃庆阳、景泰、临泽等地都建立了试验站,为南志标和同事们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他经常对自己的学生和学院的年轻老师讲:“草业科学是应用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做我们这行的,就要深入试验研究基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只坐在办公室里读书,永远读不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永远不可能有新的发现和大的创新。”
责任,也体现在他对国家现行科研体制的一些担忧中,“现在我们国家很多学术上做得好的,30来岁就当了硕导、博导,就带学生了,充分显示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兴旺发达,但有人自己就不深入实际,不做实验了。不深入实际,尽管自己有好的主意,可是,让学生观察和你自己观察肯定不一样。科学史上的许多例子告诉我们,很多新的现象,没有经验是观察不到的,就像苹果落地一样,只有牛顿才从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年轻人的提拔是应该的,但也应该有一种机制,保证他们不仅要指导别人工作,而且自身也要深入第一线继续做工作!”
和草打了40年的交道,草原和草业如今已经成了南志标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看画展,看完画展有同学提议每人选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画,当时他不假思索地选了一张描写草原风光的画。“现在听一些歌,自己虽然不太懂也不会唱,可是听到歌唱青藏高原和内蒙古草原的歌,心里感觉就比较舒服。”南志标甚至建议,应该像创作《石油工人之歌》一样创作一首《草原工作者之歌》。
“广袤草原绿如海,牛羊群群骏马来,匠心苦,新生态,神州处处多风采。”30年前,开国上将张爱萍用他那军旅诗人特有的才思为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写下了这首洋溢着豪迈之情的诗歌。30年间,为了诗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在干旱的黄土高原,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在沙化严重的内蒙古大草原,南志标院士和他的同事们以及同行们披荆斩棘、勇攀高峰,他们就像构成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