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周联合8位院士提交了“关于我国从‘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的建议”，受到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他充满希望地说：“我从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看到了中央对‘调结构’的明确指示。”

文/《?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文静　程楠

中国工程院院士、伟德国际1946登陆名誉院长任继周，是我国草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现代草业科学的开拓者。六十余年来，潜心草地农业教育研究的他，为我国草业教育和科技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他成功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创建了我国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

他成功建立了草原分类体系，较国外同类研究早了八年;

他提出的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

他成功创造了划破草皮改良草原的理论与实践，使我国北方草原生产能力提高1倍，并得到推广应用;

他建立的草地农业系统，在我国食物安全、环境建设和草业管理方面展示了巨大潜力。

如今，虽已年过九旬，他依然为青年时就立下的志向奔走呼吁。这一切，缘于他浓浓的家国情怀。

科学救国之志

在任继周的记忆里，美丽的家乡山东在抗战伊始就被侵略者占领。山河破碎的光景里，少年任继周颠沛流离大半个中国撤向后方，他辗转长江流域，在动荡中继续自己的学业，只为了“科学救国”。

“我曾念过5个中学，大都不超过半年，”任继周告诉记者，抗战时期，读书尤为艰难，课本极为稀有和珍贵。“课本都是倒茬念，高年级读完的化学、物理、数学和英语课本再传给低年级。”除了这几门课，别的科目都没有课本。“学生们都有共识，很爱惜书，舍不得在上面写一个字，只靠做笔记记忆。”

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各类书籍“打开”了任继周探索知识的大门。四川江津国立九中里三间又小又破旧的图书馆，成为他记忆中的珍宝。蜷缩在狭小低矮的书桌上，“我先是做完了图书馆里的数学、英语习题集，接着又开始背诵四书五经。”

抗战时期，亲眼目睹动荡时局给国人带来的艰难岁月，任继周立下志向，誓要“科学救国”。可是，怎么样做才能科学救国?任继周哥哥任继愈成为他的“人生导师”。“哥哥告诉我，他学的哲学有点务虚，希望我将来到大学里学习一些更实用的学科。”任继周告诉记者。那时，他也已通过大量书籍近距离了解了西方国家。“科学改变世界”的概念在他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

任继周就读的最后一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的对面，有一片绿草成茵的畜牧试验场。安静恬淡的小环境总能让他忘记一切烦恼。于是，畜牧这门学科逐渐“走入”任继周心里。

任继周年轻时体弱多病，他发现，身边青少年大多如此。“与西方相比，我觉得我们的食物还是以填饱肚子为主，摄入的动物性食品太少。”从那时起，任继周便暗下决心，决定报考畜牧专业，通过努力改变国人的膳食结构，让国人更加强壮。

天遂人愿，任继周如愿考上了位于重庆的中央大学，师从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王栋，专攻牧草学，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

1948年，我国著名兽医学家盛彤笙邀请刚大学毕业的任继周到兰州兽医学院研究草科。“盛先生觉得国人体质孱弱，决心用自己的知识改变国民食物结构，让国民多摄入肉类和乳制品，这都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任继周说。

临行之前，任继周的恩师王栋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牛羊同居，与鹿豕同游”。任继周从南京出发，穿越大半个中国，行程近2000多公里抵达兰州。到了天寒地冻的大西北，虽然住的是漏风的土房子，但他并没有因物质条件的局限而有任何芥蒂，反而因这里的自然环境而兴奋不已：“大西北才是草原科学的天堂。”

一到兰州，任继周便进行了两次西北地区的草原调查。这两次调查使他摸清了甘肃的草地资源，更为他展示了新的学术前景。“甘肃横跨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再到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地区到干旱地区，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类型非常复杂。我可不能放过这块宝地。”看到异常丰富的草原类型，任继周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和兴奋，萌发了研究草原类型学的兴趣。

1956年，任继周带领团队在青藏高原东缘的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试验站，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草地改良的研究，探讨了草地围栏、划破草皮改良草地、划区轮牧、季节畜牧业等技术。

回想起试验站的成长过程，任继周用“艰辛”二字形容。“当时搞这个试验站，没有编制没有经费，人家说我是‘黑站’。”任继周说，没有落脚点，师生自带帐篷，风餐露宿。直到1979年，这个站才走出困境，当时已经艰难地熬过了23个年头。

1956年至1959年，任继周开展高山草原划破的试验，成功研制出了划破草原专用的燕尾犁。相较于传统犁，燕尾犁划破草原更深，有效改善了草地的通透性，更利于牧草生长。任继周将划破草原的成果主动向相关畜牧业省份推荐。后来，这项成果成为我国甘肃、青海、四川、西藏等畜牧业省区大规模改良草原的常规方法。

“对于来到大西北，我从来没动摇过。”任继周坚定地说，刚来兰州时，自己的实验室里没有任何设备，只是门口挂了块“牧草研究室”的牌子。当时，中国的草业科学尚不成体系，从事草业科学的学者匮乏。

“草业科学需要逐步完整的教学体系，培养更多人才，壮大研究队伍。”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任继周开始了草业科学教学体系的开拓。

1977年11月，他主持制订了以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培育学、草原保护学、牧草栽培学等专业课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个全国草原本科专业统一教学计划，这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高等草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与保证培养质量奠定了科学基础。

1981年，任继周创办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这是我国首个草原生态研究所。

1983年与1991年任继周受农业部委托，两次牵头召开会议,分别制订了“攻读草原科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了“攻读草原科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了“攻读草原科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要求”，被农业部批准并颁发各高校施行。

从20世纪40年代任继周的老师王栋将草原学引入中国开始，到80年代初钱学森正式提出“草产业”，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草业科学已从最初的“一穷二白”，走过了由单门课程发展到完整的研究生、本专科教育，由二级学科发展到一级学科的历程。任继周几乎参与了中国草业科学教育发展的每一个步骤，培养了我国草业科学界早期的大部分人才。

1995年，任继周凭借在草地科学上的卓越贡献，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为院士后，北京、南京等发达地区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向任继周抛出了“橄榄枝”，有的地方提供独栋楼，一年24万元的津贴，美国一所单位也邀请他和爱人共同赴美工作，都被他一一拒绝。

“我的草原生态研究所就在兰州，我哪里也不去。”任继周说。就这样，他一头扎进大西北，逾一甲子，无怨无悔。

“向草山要肉”

除了建立、完善草业科学的教学体系，任继周将毕生时间和精力都奉献在了推动草地农业发展、构筑食物安全“链条”的事业上，在他看来，“草业在保障我国食物安全与生态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任继周认为，我国长期推行“以粮为纲”的“耕地农业”，不仅不能满足民众食物结构已由谷物主食型改变为“谷物—动物”产品结合型的需求，而且使土地资源的破坏与土地过度开垦愈演愈烈，生存环境的恶化日益加剧。

年轻时“科学救国”的志向再次在他的心中“燃烧”：“要改变中国农业结构，保障我国生态与食物安全，就必须在保护耕地同时，大力发展草业、畜牧业，‘藏粮于草’。”

任继周介绍，我国国土中耕地面积仅占12.7%，面积最大的草地约40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41%，是耕地面积的三倍多。在我国农业发展中，作为面积最大的土地类型和世界三大食物来源地的草地，如果得不到重视，就是浪费资源。“传统耕地应实行草田轮作，这不但能保证粮食产量不下降，还能成倍增加牧草等饲用作物，培肥地力，减少面源污染。”

任继周及其团队在黄土高原进行了草田轮作试验，结果显示，粮食单产增加60%，肥料用量减少1/3，水用量大约节约17%，而整体经济效益大约增加1倍。

任继周强调，耕地农业变为草地农业是大势所趋，结构改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食物安全问题。同样的土地和水资源，如果生产牧草，可收获能量比谷物多3到5倍，蛋白质比谷物多4到8倍，既能使口粮和饲料供应有余，还能保证民众的膳食结构。“牛羊吃得好了，民众从中摄取的营养价值也高了，膳食结构肯定会改变。”

然而，任继周的观点与主流观念存在冲突，很难得到决策部门认可。任继周深感忧虑：“这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很难马上改变。其直接导致的恶果是，国内草原遭受了最大的破坏，其严重程度甚至在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草原面积缩小了，品质变坏了，整个生态系统也受到严重影响”。

2013年7月，任继周联合8位院士，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我国从‘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的建议”，受到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我从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看到了中央对‘调结构’的明确指示。”任继周说。

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我国将加快发展草牧业，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

“我们要大力发展草地农业，学会充分利用一切农用土地资源，向草山要‘肉’、要‘粮’，既要生产人粮，更要生产‘畜粮’，最终使人吃人粮、牲畜吃‘畜粮’。”任继周对于草地农业寄予厚望。

（《?望》新闻周刊）2015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