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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科学】任继周:漫步七十年的草业路

发布时间:2020-09-22 字体大小 T |T

我涉足草业科学,略早于开国大典,大体上可算与新中国同龄。前30年是对草原科学的素材积累和草原科学体系的探索阶段。其中经过向前苏联的一边倒,后来回归学科中道。譬如一棵树,在这段时间找准生境,萌动破土。后40年,与世界同步发展,逐步成长发育,虽因起步较晚,在社会层面还有巨大差距,但我国草业学科毕竟有了自己的样式,而且办学和研究规模已居全球首位。

1950年我来到兰州。甘肃呈哑铃型斜置中国西北,好像一块磁铁,把东部与西部的版图牢固焊接起来。位居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新内陆三大板块的枢纽,地跨长江、黄河和内陆河三大流域。草原类型复杂,多种民族和多种生态经济区交错分布。据民间(非国家勘定)测定,兰州附近的定西某乡是我国陆地地理中心。我有幸飘蓬落脚于此,是人生奇缘。这段故事且按下不表,只说说我的草业历程。

上世纪50年代,我常行走在牧区和农区。我亲见诚朴的藏民或绕着寺院转动经筒,默默祈福,或跟随畜群,在蓝天白云下,纵情高歌。藏族的借节日夸富尤其特色突出。男男女女,身着锦绣绸缎,佩戴金银装饰,盛装会客,大碗奶茶,大锅羊肉,各式油炸点心,撒满台布,随意取食。连我们这些过往客人也应邀入座欢聚。草地有少数地方放牧过度了,有秃斑,但主体是利用不足,青草中夹着隔年的枯草。做样方时要把黄草剔除。那时农区生活比牧区艰苦得多。三毛钱住店,还管一顿免费晚饭。虽然只是连汤面片,配腌韭菜佐餐,这腌韭菜也多是井里的苦水泡的,苦多于咸,但也算得温饱。至于参加中国科学院综合考查队的野外考察,简直称得上是贵宾生活。下乡调查,住乡政府或学校,专门开伙。尤其令我惊异的是,一次去野外丛林中方便,发现还有民兵跟随护卫。回来写总结报告,住新落成的兰州饭店,每天八毛钱的旅差费,一日三餐,个人份饭,白面、粳米,鱼肉菜蔬,四菜一汤。早餐还有牛奶、鸡蛋、甜点、凤尾鱼。考察结束时还有旅差费余款分给个人。

当时我国的农牧业虽然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总体看来,处于常态社会发展之中,总体是欣欣向荣。当时我心里对草原科学充满信心。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中国的草原事业会腾飞壮大。

但我1957年底奉命去越南农林大学讲学,1959年春末回国,这一年多,社会大变样,令人震惊。我所在的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跃进为甘肃农业大学,校址从兰州搬到武威县黄羊镇,是个贫困农村。我再到基层工作,却看见了中国农村和牧区想不到的另一幅画面,这是大跃进炙烤后的大地。我不忍心去回顾那些令人心碎的细节。有一次我来到北京与继愈二哥谈心,谈到农村某些苦难情景,饮泣哽咽,语不成声。二哥也眼圈红润。随后,我陪伴草原带着这些伤痕,度过了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

直到1978年我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突然到来了。那股高兴劲,比第二次解放还要来劲。那时像我这一类知识分子得到特殊照顾,可以到王府井附近的锡拉胡同内部科技书店选购一些国外科技书。就在这里,我得到英国斯皮汀(Colin Raymond William Spedding)的《草地生态学》(Grassland Ecology, 1971)和《农业生态系统导论》(An Int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System, 1979)出版的信息。立即转托新华社记者从伦敦买来,加紧阅读。1979年就参照斯皮汀教授的书,在甘肃农大开设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课程。198010月,应东北师范大学祝廷成教授邀请,在该校举办的草原生态高级讲习班中又作一次系统讲述。1981年甘肃省与农业部合办的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3月份被批准,8月份我就邀请该书作者斯皮汀教授来兰州讲学三周。

那时研究所新建楼房刚刚开工,就在我的很狭蹙的家里为斯皮汀教授洗尘便宴。天热,我为没有空调表示歉意。他一手提着衬衫领口,一手扇着我新送他的折扇,以英国人的幽默微笑着说“We have self-condition”(Self-condition,他自造俏皮话,意为自带空调”)。此后我们很快熟悉起来,无拘无束地讨论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诸多问题。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未中断,直到他去世前20天还带病给我发来新年贺卡,令人感动,这是一位英国绅士的典型。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还请侯扶江教授从英国顺便收集了有关的材料。因为太重视了,这篇文章反而至今也没有写成。但我铭记他把草地生态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功绩。

1979年开始,对照我过去所见、所思,用系统科学的思维审视草原科学,视野大开。从此,我就专做《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即草业的教学和研究。正苦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迈不出校园,且触及以粮为纲的国策,我踯躅再三,想等待社会上有些发展时再推向社会。恰在这时,我收到钱学森先生的一封信,他1984年已在内蒙古讲草产业、沙产业。来信征求我对草产业的意见。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草产业,突破了我的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校园藩篱,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我当然热烈支持。1985年,农业经济学会与草原学会联合在民族文化宫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参加人有钱学森、邓力群、许立新、石山等高层理论家。恰好钱老与我邻座,他问我:“林业,我算了一下有16个产业部门,草业有多少个?当时草业刚刚萌芽,我无法回答。我说回去考虑。过了一段时间,作为给钱老的回答,我写了草业四个生产层(前植物生产、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后生物生产)和系统耦合两篇论文,送他看了。他回信说您的两篇文章写得很好。把草业的外围社会和生态环境都讲透了。您也引入了系统概念和信息概念。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一切大规模的活动都离不开系统和信息”①。这就是三个因子群、三个界面、四个生产层的草业科学框架雏形。教育部1998年压缩全国专业目录近一半,草原科学不但没有被删除,反而因有了草业的内容,由草原科学提升了一级,成为与农、林、牧并列的草业科学,即草地农业科学。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在专业修订的第一方案中,草原科学是被删除的,理由是草原科学的内容可以分别纳入其他学科,不必单独设立专业。我业内同仁闻讯大惊,纷纷提出争辩意见。我找了审定全国学科目录的“大农业学科组”的组长,北京农大的校长,并送了书面意见给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十来年的教学经验和学科积累,这位校长学术思想开阔,终于同意设立草业科学专业。

草原资源经过“牧业学大寨”的浩劫,牧业旗县家畜超过百万头就加冕记功。后来又经过家畜承包到户而草原共有,草原成了没娘的孩子,命悬一线。这种危机状况震动全国,赶紧又把草原承包到户,草原资源被肢解成碎片,失去了生态系统自我生发的功能,草原资源处境危殆状况未减,难当生态建设的重任。好在这时国家改革开放,呈现大国崛起之象。国家对草原一年的投入已经超过前30年的总和,大大超过我们的预期。

现在草原问题迫在眉睫。有钱了,怎么办?据以上草业系统发展的回溯,把草原资源放在草业大系统中审视,看看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第一、尊重草原自然资源的生态系统特性。它是有生命的开放的生态系统。每一草原生态单元都应有对外开放界面,需要与工业区或农耕区实现系统耦合,甚至与海洋系统耦合。不得已时也可与另一个区别较大的草原生态系统单元耦合。通过系统耦合把本系统无用的“废料”作为“正熵”输出,对社会有用的产品包含其中。同时把对方的“废料”作为营养元素的“负熵”输入。这样通过系统耦合双方正负熵的交换,完成了生命过程,提高了生产水平。过去我们习惯就草原论草原,将草原孤立于其他生态系统以外来管理、建设,没有维护它的开放功能,只能事倍功半,或劳而无功。

第二、草原生态系统中,人居?草地?畜群?环境构成的放牧系统单元,是生态的,也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应予尊重。必须将人、草、畜三者视为一体,妥善处理。三者任何一方缺位都无法使草原健康发展。因此我们过去的思路“以草定畜”、“退畜还草”(“退牧还草的原形)草畜平衡以及以畜定草的商品化设想,都是就草地和家畜两者反复折腾,缺了人和环境的元素,就像建设大厦缺了主材料,只能是空中楼阁。

第三、在草原生态系统中,人位于生态系统顶层,既是消费者,也是建设者、管理者。这样才能体现人的价值,而不同于位居生态系统顶层的老虎、狮子,只是占有领地。人对草原负有生态的、社会的、历史的无可推卸的管理责任。那就是以放牧系统单元为基础,把草原上的人全部纳入放牧系统单元和相关社会组织之中,服从放牧系统单元的基本规律。这是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整体管理。居民点、饮水点、补饲点、道路系统、环境景观,以及为此服务的围栏等,才有一个完整可行的蓝图。我国草原管理由传统的粗放型转入科学的现代型,关键在此。再不会出现居民点建了无人去住,围栏建了拆、拆了建那样的无效劳动。

第四、认知草原放牧生态系统,不是一句空话,切记不能以农耕系统的思路或工商系统的思路来处理草原问题。如搬用农耕地区将草原划分到户,家畜舍饲等。或如工商业者对草原只是赎买,置草原生态系统于不顾。这都是异类伦理观对草原伦理观的入侵,属伦理学的非正义行为,不利于草原健康发展。近几十年来牧区人口增长大于农耕区。多余的人要安排出路。途径有二,一是建设草业的四个生产层,构成产业链,扩大就业机会;二是与其他系统实现耦合,输出人力。因此,某些职业学校或专业培训是必要的。至于保护区草原另当别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草原的投入大增,全国上上下下齐心协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草原已经出现曙光。尤其草原自然保护区、草原国家公园的建设等,都是前所未有,将对草原的生态文明做出贡献。就我个人来说,很觉惭愧,尽管远山更比此山高,但是当年“就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中国的草原事业会腾飞壮大”的宏愿远未完成。草地畜牧业现代化转型还在憧憬之中。但我坚信草地生态系统的生命力不可遏制,它将与社会同步发展。草原这个生命体在前进中。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完稿于731日,北斗系统向全球开放的日子。

 

来源:《草业科学》2020年第8